然而，我却越来越不能理解这样的关注——假如我们永远只是纠缠于课改中“某出某入”、“谁上谁下”的话。中文作品浩如烟海，中文作家不可数计，谁说谁一定应当成为教材，谁说谁一定不能成为教材？假如我们只是一味地限于这样的此是而彼非的论争，怕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，最终反倒陷于虚枉。

　　这是一个事实：在我们起劲地论争之前，课改已经完成，教材已然编定。不论你是否赞成，它都将成为孩子们必须接受的教育。这其实也就意味着，自始至终，课改与社会舆论之间，成为了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：教材编写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应付课改所引起的舆论反响，而社会舆论似乎也从来没有影响着教材编写者的意志。难道教材编写不应当向公众征求意见吗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关注的吗？

　　教材是用来教育的，什么样的教材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将接受什么样的教育。然而长期以来，在教材编写方面，一直缺乏一个畅通公众意见的制度管道。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编、审、用一体化的“集权型”体制，教材编写机构编什么，学生就得接受什么，即使是对于教材的审定，也仍是一种“体内循环”机制。这种教材编写模式直接的结果是，我们只可能有一本教材，学校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。在一个有着越来越多的“公众表达”的时代，这种自闭式教材编写模式，仍没有得到相应的警惕。

　　也许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，在我国教育改革中，公众的意见将最终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教材的编写与改革之中。或早或晚，势不可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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