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各高校新学期将成立专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组。其中,复旦大学采用辅导员监督的方式,贫困生入学后,如果在衣食住行方面与其申报的贫困情况有所不符,复旦校方将进行重新调查。如果确认贫困事实有误,复旦校方将停发该学生的助学补助。(8月28日《东方早报》)
作为一项制度,贫困生认定显然是充满正义性的———将一切“非正义”的虚报造假行为拒之门外,从而让国家的助学贷款、助学金真正发挥济困的正义功能。而在虚假贫困生事件爆出之后,进一步强化这种制度审核,无可厚非。然而,如此“加强”会不会让“审核之手”走向“激进”的轨道?
以复旦大学即将采用的审核方式为例来说,派出辅导员监督贫困生的衣食住行,貌似是有效和实用的,其实却失之偏颇。一则,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,辅导员不可能做到监督的“面面俱到”;二则,个体的判断和观察,在很多时候未必是理性和正确的。换言之,“辅导员监督贫困生”模式先天带着“不足”、后天带着“缺陷”,容易出现“漏判”和“误判”。
更重要的是,衣食住行都置于校方管理监督的视野中,说话办事都处在老师同学“异样”的目光下,无疑将贫困生放在了一种既隔离又真空的空间内,让其贫困境遇遭受道德的炙烤和舆论的审视解剖。
我以为,这对贫困生而言,是非常不公正的。无形中,会让国家的关怀和社会的关爱,异化为必须要用人格尊严交换的“恩赐品”,大大挫伤贫困生本来就很脆弱的心灵、很敏感的自尊。而实际上,弄虚作假的毕竟是少数,绝大多数的贫困生绝不会拿贫困作为换取些许“助学金”的筹码。
对贫困生的审核,是回避不了、非常必要的正义程序履行。但审核程序正义未必就等于心态正义、行为正义,方式不当也很容易偏离正义跑道,形成正义的“逆流”——向前的、“淘沙”的浪潮倒反过来成为伤害所有贫困秧苗的灾难性洪水。因此,高校审核贫困生要保持起码的尊重和谨慎的态度,应采用一些更人性化、更幕后的方法,譬如通过信件、电话、网络和实地走访,对贫困生的申报情况进行合理的认定,不宜将“审核”公开化、扩大化。(作者系公务员)